在《彭德怀自述》中，他将关家垴战斗视为自己戎马一生的四大败仗之一，其他三次是红军时期赣州战役，解放战争时期的西府陇东战役和朝鲜战争的第五次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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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州战役】1931年初，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在上海召开。共产国际也派出了代表米夫参与此次会议。在会议上，王明等人在米夫的大力支持下，掌握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左”倾主义思想开始在全党盛行。
1931年底，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应对第三次国民党大规模军事围剿，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11月1日至5日，在六届四中全会后派往中央苏区的中央代表团主持下，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毛泽东当时是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但会议的矛头却是对准他。会上，大家对根据地问题、军事问题、土地革命路线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个性坚强的毛泽东坚持认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从实践中形成的一整套路线和方针是正确的，符合根据地实际情况。
中央代表团却根据临时中央的意图，不顾事实对毛泽东进行批判，把他的正确主张指责为单凭自己的狭小经验和短小眼光来分析各种问题，这完全是农民的落后思想，事实上会要走到错乱的非阶级路线的前途上”的严重程度。作为严守党内纪律的下级，他只能保留自己意见，服从组织决定。会议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了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政委的职务，解除了毛泽东兵权，将他派去专门负责地方工作进行，就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临时中央那些年轻领导人，激情有余，理性不足，并不了解中国国情和敌我力量对比，就生吞活剥苏联经验，用主观想象和照搬的教条去指导中国革命。他们认为目前的任务：为扩大苏区、为将几个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而争斗，为占领几个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争斗。
在这种狂热情绪推动下，他们给中央苏区发去指示，要求红军进攻江西中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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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从上海秘密进入苏区。1932年1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在瑞金开会讨论临时中央提出的攻打南昌问题。务实的周恩来征求了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认为国民党重兵固守坚城，红军又缺乏攻坚武器，因此不能去打南昌。周恩来同意并回复临时中央，表示进攻中心城市有困难。
临时中央答复：如果不能打下南昌，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打。话说到这个程度，看来不去攻打城市就会被扣上违抗中央的帽子。于是苏区中央局会议就讨论究竟是打抚州、打吉安还是打赣州。
多数人认为三个城市中只有赣州守军较少，并且比较孤立，于是会议又变成讨论如何打赣州。但毛泽东仍然不同意打赣州，他认为赣州是赣南的政治经济中心，是敌之必守，且三面环水，易守难攻，以红军现有力量和技术装备很可能久攻不克，还是不打为好。即使要打，也只能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但苏区中央局多数成员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还是决定打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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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月10日，中革军委下达了《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也奔赴前线督战。参战部队分为主作战军、支作战军和机动部队三部分。
主作战军由彭德怀指挥，由攻城部队、监视部队和地方工作部队组成。攻城部队由红三军团担任，红7军主攻东门，红2师主攻南门，红1师主攻西门；监视部队由红4军担任，位于南康县唐江以北地区，随时准备截击由赣州南逃之敌；地方工作部队由红4军担任，位于大余新城、南康和上犹崇义杨眉寺附近，负责阻击从南雄、大余前来增援赣州的粤军，掩护攻城部队。红五军团第13军担任总预备队。
支作战军由江西军区司令员陈毅指挥，包括赣南独立第2师、独立第3师、独立第6师、赣东独立第4师和湘赣独立第1师，负责警戒会昌、寻乌和广东东江一带。赣东游击队以广昌为中心，巩固广昌苏区，并向南丰、宜黄、乐安游击。河西游击队相机夺取遂川，永吉太万游击队相机夺取万安。
机动部队为红3军、红12军和红16军，其中红3军负责消灭宁都、于都境内残余地主武装的任务；红12军在宁化西南及连城西北一带肃清地主武装，巩固发展闽西苏区；红16军进窥樟树，威胁吉安之敌，使之不能增援赣州。另外，刚刚加入红军的红五军团主力继续在江口一带整顿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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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部署来看，真正投入进攻赣州的只有红三军团，总兵力不过1.5万人。而在红一方面军中战斗力最强悍的红一军团，3个军1.7万人却被拆开使用，头号主力红4军用来阻援，对付南线的粤军，红3军和红12军则被分散在赣南闽西，用来肃清苏区范围里的地主武装，完全是作为打酱油的角色。
另外红五军团是1931年12月才刚刚举行宁都起义后加入红军的，用来作为主攻部队确实不太合适，但是红五军团有炮兵，虽然没有什么大口径的身管重炮，但迫击炮和小口径平射炮还是有一些，而且炮弹也并不缺，如果能将红五军团的炮兵调来参战，即便难以轰开城墙，也至少可以有效压制守军的火力，但是最终红五军团炮兵也没有参加攻城，实在有些令人不解。
最大的问题是对国民党军可能的来援方向判断错误，当时在赣州北面的万安吉安一线有中央军的5个师又2个旅，在赣州南面的大余韶关一线有粤军第1、第2师和独立第1、第2旅，共十多个团。当时红军认为赣南一直是粤军的势力范围，尤其是赣南出产的钨矿砂主要经广东出口海外，是粤军重要的经济来援，所以认为粤军肯定会来驰援。而宁粤虽然已经合流，但面和心不和，中央军肯定不会来援，坐视红军和粤军两虎相争，好从中渔利，这也是中央军一贯的伎俩。所以红军将阻援的重点放在了南线，由最精锐的红四军负责。对于北线的增援，基本没有布置阻击力量。而战役打响后却是北线的中央军迅速来援，红军又没能及时调整部署，这才是最后赣州之战失利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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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负责守卫赣州的国民党第12师34旅旅长马昆，他率领正规军有两个团加一个独立连，共三千多人，还有赣南十七县的地方武装五千，共计1万多人枪。
赣州之战打响后，马昆就急电求援。第二次下野的蒋介石刚刚在1月底复出，他立即命令在吉安的陈诚火速驰援。陈诚派出了自己的嫡系部队第11师、第14师又2个独立旅，共约3万人组成“援赣剿赤进击军”，由第11师师长罗卓英统一指挥。
2月19日，援赣军在泰和集结，21日开始南下，27日，援赣军就已经进至赣州西北30余公里的沙地、横石井一线。29日在突破红军湘赣独立第一师的微弱阻击之后，到达赣州西北郊的赤珠岭、杨梅渡和南桥地区；并在赣州北门外架起浮桥，和守城部队取得了联系。
马昆冒险出城与罗卓英密商，确定了“缩小阵地，增兵进城，内外夹击，以解赣围”的作战计划。罗卓英连夜派32旅旅长黄维率2个团和1个工兵营随马昆进城。此时浮桥还在红军的火力封锁下，援军不能大摇大摆进城，只能偷偷进城。但这样也使红军没能及时发现援军已经进城，原来赣州总共才1万守军，其中正规军才只有3000人，现在一下就增加了6000正规军，防御力量大大增强。与此同时，南线的粤军也在蠢蠢欲动，积极准备增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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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红军的处境是越来越危急了，对于越来越迫近的危险，红军竟然还没意识到，中革军委没有采纳彭德怀的意见，反而在3月1日将总部迁到赣州前线，直接指挥攻城，并在同日发布了《围攻赣州的训令》，要求“坚决夺取赣州”。
同时还调红五军团参战，只是红五军团来到赣州前线后，红15军被配置在赣州以南的章江南岸，红14军被配置在赣州以北的赣江西岸，主要用来掩护攻城部队的侧翼，而直接用来攻城的依然还是红7军、红1师和红2师，依然还是兵分三路展开攻击，和前两次攻城一模一样没有丝毫改变！
3月2日，红军中原来从马昆部队俘虏来的2名士兵叛逃，向马昆报告红军即将再次发动总攻，而且还指出了红军挖掘坑道的大致位置，马昆随即在这段城墙后面又紧急抢修了新的工事。
3月4日，红军开始了第三次总攻。红7军组织了爆破队和先锋队，爆破队负责爆破城墙，先锋队在爆破成功后负责突击冲锋。
拂晓时分，红七军引爆了埋在城墙下面坑道里的三个“棺材炮”，当时城墙上的两百多个守军基本全被炸死，还把城墙炸开了一个六七十米宽的大缺口。红7军的先锋队立即发起冲锋，冲过城墙才发现，在城墙后面守军已经修筑了第二道防御工事，正严阵以待。红7军连续四次冲锋均未奏效，只得撤出战斗，即便红7军能突入城去，也未必能拿下赣州城，因为城内已经增加了11师的2个团，那是中央军种的精锐部队，以红7军的力量很难取胜。
而同时进攻西门和南门的红军，都因为坑道积水，无法引爆“棺材炮”，也就根本没法进行爆破。因此第三次总攻再次失利。
如果这次失利后，红军立即果断组织撤退，还是完全可以全身而退。但这是周恩来就任中央局书记之后指挥的第一战，也是彭德怀雄心勃勃要打给毛泽东看看的一战，所以在这种情况，红军不但没有考虑撤退，反而还在继续准备第四次总攻，而他们不知道巨大的危险已经在步步逼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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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7日凌晨，悄悄潜入赣州城的国民党军11师32旅的2个团，从事先挖好的坑道中出城，向城外的红军发起了反击。与此同时，章江对岸的11师主力也按事先部署突然强渡章江，从侧后向红军展开攻击。红军的攻城部队突然遭到内外夹击，红1师和红2师大部都被合围在了章水和赣州城之间狭小的三角地带。另外，赣州的守军34旅也派出1个团，从东门出击，猛扑红三军团军团部所在的天竺山，整个战局骤然逆转！
当时红1师政委黄克诚还没有睡着，听到外面动静不对，一面叫醒师长侯中英，一面向军团部报告，请求撤退。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拒绝了黄克诚的撤退请求，错过了最后的机会。很快红1师师部和红三军团军团部都遭到了袭击，联系完全中断，就是想撤也都撤不下了。
红军屯兵坚城之下已经将近一个月，连续发动过三次总攻，已经是非常疲惫，而且对守军敢于主动出击更是毫无防备，在守军的猛烈反击下，部队顿时陷入混乱，加上军团部也同时遭到袭击，失去了统一指挥，各部队只能各自为战。而国民党军的这次反击却是预谋已久，精心策划，部署周密。以有心算无心，红军自然就陷入了极大被动。
天亮后，战斗更加激烈残酷，整个战场已经呈现胶着态势，红三军团全线告急，就是想撤也已经不太可能了。经过半夜的激战，红三军团弹药也消耗殆尽，渐渐已显不支，战局岌岌可危。
万分危急之时，朱德于中午前后亲率中革军委警卫营和总预备队红五军团红13军赶来增援，章水对岸的红15军也赶来增援了。这两个军都是宁都起义后加入红军的，前身都是西北军，所以依然沿袭西北军擅长白刃肉搏的传统，人人装备大刀，第一次作为红军踏上战场，更是士气如虹，凭着大刀杀出了威风。正是红五军团的奋力拼杀，才使红三军团免遭全军覆没的厄运。惨烈的白刃战一直持续到傍晚，夜幕降临后，红军才借助夜色的掩护收拢了部队，撤出战斗。
3月8日，面对已经无可挽回的战局，中革军委只得下令全军从赣州撤退。赣州之战历时33天，红军伤亡3000余人，红1师师长侯中英被俘后被害，红13军红37师政委欧阳健、红4军红17师政委张赤男等10位团以上干部牺牲，可谓损失惨重。
赣州一战，红军遭到了严重挫败，被彭德怀认为是自己平生四次败仗中的第一次，彭德怀在自述中表示，这一仗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在国民党军援军增援时将作战重点转到打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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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打赣州不行，那红军下一步该往哪里行动呢？3月中旬，苏区中央局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主张红军主力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党和群众基础较好、地势有利的赣东北发展。会议虽然否决了毛泽东的意见，但也没有接受继续打赣州或进军湖南的错误观点，决定红军主力“夹赣江而下”，分成西路军和中路军分别作战。毛泽东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和中革军委委员身份率中路军北上。
在行军过程中，毛泽东得知闽西的红军连克两县，国民党地方部队溃退到广东。根据敌情变化，他提出中路军改变行动方向转向闽西，因为福建是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之地。周恩来经过研究，决定将中路军改称东路军，同意由毛泽东率领东路军攻打闽西龙岩，并向东南方向发展。
毛泽东在进一步了解福建境内情况后，3月底，他又向周恩来提出一个大胆设想：远离根据地，“直下漳州”。周恩来亲自从瑞金赶到长汀，与毛泽东等开会研究此事，并听取中共福建省委关于漳州地区情况的报告，随即批准了龙岩、漳州战役计划。
4月10日，毛泽东指挥红一军团攻占龙岩城。19日，红军对漳州外围守军发起进攻，迅速突破敌人阵地，守军连夜弃城而逃。20日，红军占领漳州城。此役红军歼灭国民党军第49师大部，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2架飞机，东路军在漳州停留了一个半月，筹款达100多万元。
亲身经历这两次战役的聂荣臻后来总结说：选择敌人的弱点打，应该是我们处于劣势的部队绝对要遵守的一个军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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